全军仅此一例，纵队总指挥授中将，手下两位旅长却成上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还得从这支部队的来历说起。 红军时期，我党的主要力量大多在南方，北方只有一些零散武装，但山东的情况比较特别。 别的地方多半靠八路军主力过去打开局面，山东却自己发展出一支相当强的武装。这支本土武装原本叫山东人民抗日游击支队，1938年12月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，张经武任总指挥，黎玉任政委，接受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。 到1940年9月整编时，山东纵队下辖5个旅、4个支队，共5.4万人。后来这支部队越滚越大，贡献也越来越大。 到1955年授衔时，山东纵队的五位旅长基本都是中将起步，其中王建安、许世友还授了上将。可总指挥张经武却只是中将，比两位旅长还低，这就让人忍不住想问一句：为什么？ 先说这五位旅长，分别是王建安、孙继先、许世友、廖容标、吴克华。王建安和许世友是一对红四方面军的老搭档，后来都成了上将。他们军衔高，和早期资历深有很大关系。 土地革命时期，王建安当过红四军政委，许世友当过红四军军长，都是军级正职。张经武则当过红五军团参谋长、红九军团参谋长，乍一看军团比军大，可当时中央红军并没有设立军级编制，军团下面直接辖师，师才大致相当于军。 后来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，中央红军又将军团撤销改成军。所以算下来，张经武那时更像军级副职，比王建安、许世友低一点。 那为什么抗战初期张经武的级别反而高过王建安和许世友呢？关键就在许世友当年那场“拖枪出走”风波。 长征时期的北上南下之争影响很深。三大主力会师后，不少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受到牵连，经常挨批评。批评次数一多，许世友甚至气得吐血。他担心这种日子没完没了，就暗下决心离开延安，去巴东找老部下刘子才一起打游击。 结果在行动前一天晚上，政工出身的王建安觉得这事完全违背组织纪律，最终向组织上报告了此事。当晚参与此事的30多人，包括检举者王建安在内，都被安排去了“学习”，过了很久才陆续重回前线。 这件事后不久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许多红四方面军将领没能在主力部队任职，这也是张经武当时能超过王建安、许世友的原因。 不过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王建安、许世友经过深刻反省后，都在军队里继续发挥重要作用。王建安1938年到达山东，担任山纵副总指挥兼第一旅旅长；许世友1940年到达山东，担任山纵第三旅旅长。 后来两人一个在鲁中，一个在胶东，都成了独当一面的军区司令员。而这时，张经武被调回延安，出任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。缺少建功立业的机会，自然就再度落后于王、许二人。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王建安和许世友一直在野战部队，王建安担任过华野8纵司令员，三野第七兵团司令员，许世友职务更高一些，曾任山东兵团司令员，山东军区司令员。 而此时的张经武，则大多时间在晋绥军区配合贺龙做后勤保障工作，1949年出任西北军区参谋长。 这么一看，王建安、许世友授上将非常符合条件。至于说他们比张经武高，其实也不完全对，因为最初张经武也被拟授上将。 建国后，张经武奉命入藏工作，担任驻藏代表、西藏工委书记。1955年，总政和总干商议后，认为授予他上将比较合适，还特意让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去征求意见。 张经武听后第一反应不是高兴，而是反问：国华、冠三、阿沛三人是什么军衔？ 国华指的是张国华，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，冠三指的是谭冠三，时任西藏军区政委，阿沛则是藏族代表阿沛··阿旺晋美，时任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。 得知三人都是中将军衔后，张经武连忙说，为了西藏今后的工作发展，我还是和他们几个人平起平坐为好；我这几年都在地方工作，还能继续穿上军服就足够了。 贺老总劝他，这是根据资历、能力和职务决定的，组织希望他慎重考虑，可张经武还是摇头。贺老总深知张经武的性格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感慨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随后把意见反映给了军委和总政。 大家都很佩服这种高风亮节，毛主席、周总理也高度赞扬了张经武。最终，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，1955年张经武被授予中将军衔。 特别